介绍：安妮·芳婷将执导影片[警察](Police，暂译)，卡司包括维尔日妮·埃菲拉([20岁的差距])、奥玛·希([触不可及])、格莱高利·嘉德波瓦([你拯救了我的灵魂])、佩曼·莫阿迪([一次别离])芳婷与克莱尔·巴雷(Claire Barré)操刀剧本。　　影片故事改编自雨果·鲍里斯小说，讲述三名警察被迫接受一项不同寻常的任务：将一名陌生人遣返原国。在开车前往飞机场的路上，其中一名警察意识到，如果让他回到自己的国家，他将会遭到死亡的威胁。于是这名警官劝说其他两名同事放他走。

介绍：A delusional misfit becomes suicidal when his favorite TV show is cancelled. An agent promises to make him a TV star if he kills certain people, so he becomes The Baby Mask Killer.

介绍：广告人越疯狂，做出的广告就越有笑点某广告公司的文案编辑安·莫瑞（杜德利·摩尔扮演），发现自己只能想出老实的广告文案之后，被公司送进了精神病院。然而讽刺的是，他的这种直言不讳的文案风格却大受欢迎，并开始和精神病院中的“疯子”们一起合作，写出更多既实在又疯狂得让人拍案叫绝的文案。以下就是几则“疯子”们创作的搞笑文案和片中的部分爆笑点。　　爆笑点之一：为美联航空公司做的广告文案——“乘坐美联航空公司的飞机，大部分乘客都能活着回去。”　　爆笑点之二：为邮局做的广告文案。一辆飞速行驶的邮车在公路上横冲直撞。邮递员亲切和蔼地说：“为了能把您的信件及时送达，撞死几个人又何妨？”　　爆笑点之三：给某旅行社做的巴哈马群岛的旅游广告。一个丰腴性感的比基尼女郎充斥整个画面，她的名字叫做“巴哈马”，广告语为：“进入巴哈马！”镜头一切换，无数接线员在跟投诉者解释：“我们提供的服务不包括‘进入女郎身体’这个项目。”　　爆笑点之四：一个亚裔青年精神病患者在得到了一辆汽车的奖赏后，急于试试身手，一边脚踩油门，一边骂骂咧咧：“他妈的，先轧死几个白人。”　　爆笑点之五：给纽约市做的形象广告——“这里的谋杀案发生数量比去年少了一件。”　　爆笑点之六：给索尼公司做的广告文案。播出前版本（美国人描述）：“因为日本人（个子矮）的眼睛离电子元件的距离比较近，所以电器由他们生产。” 播出后版本（日本人描述）：“由于西方人（个子高）的眼睛离电子元件的距离比较远，所以这种攒精密仪器的活儿由我们来干，索尼电器。”

介绍：《四月的某时》(Sometimes in April)——描写西方世界没有参与调停的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的悲惨影片，加入了柏林电影节的竞赛单元，是为期11天的电影节中两部关于此暴行的影片之一与特里乔治的《卢旺达饭店》关注的是同一背景和题材，拉乌尔佩克却以不同的途径展示了内战的创伤。这两部影片和《卡雅利沙的卡门》可看出南非电影的升温。 浓笔重彩描绘出大屠杀血腥场面的《四月的某时》，比起同一题材的展映影片《卢旺达酒店》(Hotel Rwanda)，具有绝对的震慑力。　　　　这部由美国和卢旺达联合制作的影片，是第一部关于大约80万图西人和胡图族人遭到种族灭绝的主要影片，在卢旺达当地拍摄，并动用了大批当地居民作为临时演员。　　　　出生在海地的导演和人权积极分子拉乌尔-佩克(Raoul Peck)说，启用仍然对那场灾难记忆犹新的卢旺达人当临时演员，可能有助于外国观众更好地理解他们内心的恐惧。佩克强忍住泪说：“影片中所有的事情都是真实的。我认为难得有机会发生这种情况，各种族人们间的关系和冲突顷刻间全部爆发，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成为了现实。”　　　　电影讲述了1994年4月，一名胡图族士兵在最初大屠杀的混乱里与图西族妻子和两个儿子失散的故事，10后当他与遇见他的兄弟泽维尔时，才获悉他们的命运。而身为记者的泽维尔正在坦桑尼亚Arusha的卢旺达国际法庭受审，罪名是通过电台广播煽动流血事件。影片中也提到了作为美国国务院官员的德博拉-温格(Debra Winger)，努力说服当时的总统比尔-克林顿采取行动。　　　　另一部在本周初上映的同样题材的影片《卢旺达酒店》(Hotel Rwanda)参加了柏林电影节的非竞赛单元。佩克说他有意识地决定，要比《卢旺达酒店》描绘更多栩栩如生的暴力场面。他说：“我的第一个目标是要把影片拍得尽可能真实残酷，又不会让观众掉头而去。我需要观众，我需要他们看完整部电影，走完这次恐怖之旅。这场有计划的种族屠杀发生的时候周围没有摄影机。”　　　　佩克花费了数个月的时间在卢旺达和坦桑尼亚进行调查，影片剧本中的部分内容来自审理团听证会的副本。他说，一些出演影片的卢旺达人声称他们不能演凶手，只能演受害者，因为10年前的悲剧仍然深入人心，椎心刺骨。佩克说，拍摄期间由5位专家组成的心理学家小组一天24小时都要驻守在片场。　　　　在片中扮演一名图西族受害者的比利时女演员卡罗尔-卡雷梅拉(Carole Karemera)说，电影的制作过程对许多身受其害的人来说，是一种精神治疗。她说：“经受了痛苦，你才会有羞耻心，才会安静下来。现在我们试着谈论这件事，也开始再次相信其余的人类。”